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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大画家黄胄

来源: 录入时间:10-08-03 13:51:16

群,地平线上忽隐忽现着骆驼队。这幅巨画中,几根横线加速了主题的引入,最前面是一片野花争艳的草地,作者刻意地把草地画得朦胧,灼灼白花盛开在绿草间,淡墨浅色展现春天般的活力。老师最善用大块墨画马,大块红画人物的衣饰,以增大画面张力;另一方面又细致入微 地描绘手部脸部,哪怕是一束头发、一根眉毛、一双丽眼,无一不做最大的努力。马鞍上马背上的装饰,简直画到繁之又繁,几到极致,即便是马头部的绳套,也绝不放过,精心描绘。
  黄胄笔下,有奔驰万里之气,也有涓涓蝉吟之状,沉甸甸的画作,其含金量全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气如虹的崭新画风,此潇洒泼辣的笔墨风范,足以垂范后人,领军中国画人物阵地,而致历代不衰。黄胄艺术是一座不朽的丰碑,将永远矗立在世界艺术之林

黄胄原籍保定蠡县,是当代富有首创精神的中国画家。他的作品表现了鲜明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赤子情怀。人民的赤子情怀。他在1946年赴黄泛区写生。那年黄胄21岁,徒步从西安走到河南黄泛区。目睹灾区饿殍遍野、赤地千里,他满怀悲愤画下那些吃草根度日的妇女、患痞症的孩子……等种种人间惨象,并以犀利的笔锋揭露那些借赈灾以自肥的国民党官吏。他在一篇短文中说,他面对黄泛区地狱里煎熬的难民“由不得泪淌两行,几乎要哭,要大声地哭!”这些作品在报刊发表后,黄胄的画名为社会所知晓。
  五十年代初,在全国美展上展出黄胄的作品《爹去打老蒋》,以清新有力的画风受到徐悲鸿等人的器重。这件作品一直为徐悲鸿纪念馆所珍藏。1957年,黄胄作品《洪荒风雪》获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友谊联欢会金质奖,并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黄胄的创作活动有两个高峰时期,一是五六十年代,他先后为人民大会堂等单位创作了巨幅《庆丰收》、《载歌行》等作品。当时黄胄创作精力旺盛,生活积累丰厚、技巧精熟,创作一些篇幅很大的作品也不需起素描稿,构思成熟后便放笔直扫,笔下的人物充满着奕奕生气。画家邵宁捐赠给炎黄艺术馆的一幅丈二匹纸《藏童入学图》是六十年代黄胄有一次出差临上火车前的几小时中在邵宁家中挥笔立就的。

  文革期间,黄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上万件作品被毁掉,但他从不悲观消沉。七十年代后期又以饱满的热情为外交部驻外使馆、日本唐人馆等处创作了《风雪夜归人》、《飞雪迎春》、《库尔班·吐鲁木》等作品。1977年2月为周恩来总理纪念展创作了巨幅《鞠躬尽瘁为人民》,表达对总理的哀思和敬仰。

  画完《鞠躬尽瘁为人民》之后,黄胃突因颈椎病急性发作,几致瘫痪,住院治疗两年半。在重病期间,他还接受重任,为国家领导人出访创作了国礼作品《松鹰图》、《百驴图》等。为了 精益求精,有的画画了上百幅,直到满意了才罢手。那时坐也坐不住,趴也趴不住,就跪在那里画。从那生机勃发的艺术形象中,谁也不会想到画家当时强忍剧痛奋力作画的艰难情景。黄胄是一位意志力极强的人,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坎坷,他总是把痛苦深藏在心中,把欢乐留给欣赏者。1979年8月病情初愈,他就在医生陪伴下第五次去新疆访问、写生。

  八十年代,黄胄又以“必攻不守”的精神迎来了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时期,为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中南海等重要国务活动场所创作了包括《叼羊图》、《欢腾的草原》、《牧马图》、《草原八月》、《姑娘追》等巨幅在内的三百来件作品。  黄胄晚年一直坐着轮椅走南闯北,黄胄曾经坐着轮椅远渡重洋考察几十座外国的艺术博物馆,在胸中蕴酿起了为炎黄子孙建立一座民办博物馆的宏伟构想。

  黄胄也是一位富有献身精神的艺术事业家,在八十年代初,他主持筹建成中国画研究院,并出任常务副院长。从1986年起,他又倾注了全部心血筹建起中国第一座民办公助的艺术博物馆——炎黄艺术馆,并出任首届馆长。他将自己珍藏的古代文物、字画和自己的千余件作品捐赠给炎黄艺术馆
太保]2006-04-17 135737 [] 驴 黄胄(1925—1997)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杰出的人物画家。他没有进过专门的艺术院校接受正规的美术教育,主要靠自己刻苦勤奋,通过对现实物象的速写,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并形成他独具的艺术风格。他不像某些画家那样,沿袭传统的画法,只重视笔墨的趣味,忽视人体造型,多有陈旧之感;也不像另一些画家那样,生硬地照搬西方绘画中素描关系和人体解剖技法,而忽视了中国绘画中传神的传统和笔墨的表现手法。黄胄既重视中国绘画的优良传统,又力求造型的准确,然而,他最重视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对象。他通过长期的写生练习强化了对生活的感受,加强了对对象的理解,从而能够准确地捕捉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瞬,从而表现了对象的精神特征。黄胄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他画的景象,使你身临其境,他画中的人物,好像可以呼之欲出。   黄胄习惯画西北少数民族的生活。他笔下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等。在当代画家中,能把少数民族的人物刻画得那么生动的画家实在不多见。黄胄的人物画以线造型,但他使用的线不是传统绘画中的十八描”的程式化的线条,而是流畅、有力甚至疾厉的线,是轻松活泼、随心所欲的线。在人物面部、手部等一些关键部位,画家用笔果断、明确,在另一些部分,则用繁复的线条来表现。看似重复,其实没有一条是多余的。正是由于线条的反复,才造成一种特别的韵味,好像音乐中的和声,显得丰富、厚重而和谐,因此,增加了线条的表现力。黄胄的用色也很大胆,把那些鲜明、单纯的色彩与墨色配置起来,强烈艳丽,产生较强的视觉扩张感,既有传统意味又富有现代观念。   黄胄出生于河北省岩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喜爱绘画,8岁时迁徙西安。1940年,他随赵望云学画。1945年到敦煌写生。1949年,他24岁的时候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六十年代,是他第一个创作高峰期,在国际青年艺术节获金奖的洪荒风雪”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他还创作了《载歌行》、《春兰》、《高原子弟兵》等一大批作品。直到70年代,他迎来了第二个高峰期,他画了《欢腾的草原》、《喂鸡》、《风雪迎春》、《日夜想念毛主席》以及《鞠躬尽瘁为人民》等作品。黄胄还长于画动物,如骆驼、猪、鸡、鸭等,尤擅长画驴和狗。黄胄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艺术家,他在勤奋创作的同时,还参与筹建中国画研究院、中国工艺美术展览馆,以及创办炎黄艺术馆。
名梁淦堂,字映斋,河北蠡县人。是50年代崛起画坛的中国画人物画家。他以泼辣奔放之笔墨和特有的速写式画风,创造了人物画、动物画新的样式。他少年时代师从画家赵望云,40年代末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随中央慰问团赴新疆、青海、拉萨走访,受西北地区粗犷的民风和少数民族生活吸引,此后就以边疆少数民族生活为主要题材,少数民族豪爽、泼辣、热情的品质也反过来塑造了他的艺术个性。把速写的笔法融入水墨画是黄胄的一个创造,大量的速写实践,练就了他敏锐的双眼和迅捷的手法,亦使其作品充溢着生活气息。 《打马球》通过竞球的焦点瞬间着意刻画马的动感和笔墨变化。那马匹肢体腾跃鬃毛舞动的姿态和逐球人物的动势,在他的笔下得到了生动的表现。此作曾获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
黄胄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家,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原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黄胄原名梁淦堂,字映斋,艺名黄胄。1925年3月生于河北蠡县,后迁居西安。他早年曾从赵望云、韩乐然学画。1942年任蠡 县中学美术教员。1946年任陕西省西安雍华图书杂志社主 编。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部队美术工作,任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化创作员,美术组组长。1955年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创 作员。1959年,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美术公司顾问。1981年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
黄胄为推动当代美术的发展、开展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为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深入边疆,勤奋作画,从50年代的《苹果花开的 时候》、《洪荒风雪》、《赶集》,到七、八十年代的《百驴图》、《风雪夜归人》、《送粮人》,黄胄在丰厚的生活根基上,形成鲜明的个人绘画风格。他在不同时期的优秀作品曾经多次在国际、国内获奖。70年代后期,他曾为纪念周恩来绘制了《鞠躬尽瘁为人民》的传世之作。梁黄胄的艺术实践为当代美术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深广的影响。
梁黄胄不仅是一位人民艺术家,同时还是社会运动家。80年 代初,他与著名画家李可染、蔡若虹、华君武等共同创建了中国画研究院;而炎黄艺术馆的创办则是梁黄胄更为杰出的代表 作。1986年黄胄在新加坡办个人画展时引起了轰动,有人提议建立黄胄艺术馆,他说,我个人不足以建馆,要建就建属于炎黄子孙乃至人类的炎黄艺术馆。经过4年的筹措兴建,1991年,我国第一座大型民办公助的现代化艺术馆——炎黄艺术馆终于建成了。 梁黄胄任艺术馆馆馆长,并捐献出自己收藏的古代书画文物200余件和代表代、速写作品1000余件。6年来,炎黄艺术馆在保护、弘扬民族艺术,推动艺术教育公益事业发展以及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梁黄胄的艺术道路、治学精神以及对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执著追求,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梁黄胄安然静卧在艺术馆吊唁厅的鲜花丛中。遗像前,他的 夫人郑闻慧率子女敬献的大花篮上写着“我们爱你”。郑闻慧 说,炎黄艺术馆凝聚了黄胄的艺术理想和全部心血,在此告别人生是他的心愿。梁黄胄遗体火化后,骨灰将安放在炎黄艺术馆。(前不久的一天,一位藏友突然问我与画家黄胄是否有过接触?一下子打开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闸门。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屈指一算,已经26年了。那是1979年的冬天,黄胄先生第五次到新疆写生和访问。当时,我在新疆日报做记者、编辑,根据编辑部的安排,我与记者孟驰北、美术编辑阎醒民一道去采访黄胄先生。几天后一篇通讯《访画家黄胄》发表在新疆日报上。我记得还配发了一幅黄胄先生在喀什写生的照片,是黄胄先生的女儿梁英拍摄的。可惜的是我手头没有保存这些资料。 承蒙新疆日报的同事协助,很快就找到了1979年12月《新疆日报》上的《访画家黄胄》,重读这篇文章,仍然觉得很亲切,对黄胄大师更加崇敬。我把这篇文章转录在这里,愿意与大家一道分享这份记忆,更重要的是对黄胄大师的亲切怀念。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认识和了解黄胄,认识和了解黄胄的作品。)
黄胄又来新疆了。听到这个音讯,我们不甚欣慰。十年浩劫中,屡屡听到他的不幸遭遇。虽然我们素昧平生,但是由画及人,老是惦念着他。现在在乌鲁木齐延安宾馆一间温暖如春的会客室里,黄胄竟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抚今思昔,令人无限感慨。
在我们的臆测中,黄胄该是老态龙钟了。其实他才五十四岁,这对一位有成就的名家来说,正是大有作为的日子。不幸的是:由于“四人帮”的野蛮摧残,他步履维艰,行动靠他的女儿搀扶。不过他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言谈之中,依然豪气横溢。
由于对他的艺术的无知,乍一见,就谈他的驴画。他摇摇头说:“画驴我是练笔,是为了求得在创作上有所突破。我的兴趣还在人物。”是的,打开他的画卷,山川人物,市井村落,翎毛花卉,斑驳绚烂,美不胜收。而异彩四射、并为中外丹青好手所称誉的还是他的人物画。在人物画上,他掌握了中国水墨写意画的三昧,又吸取了西洋画的技法,人物的性格、感情、情操仿佛就浸透在墨色中,生趣盎然。在他的人物画册中,常看见我们熟悉的维吾尔族的雄姿倩影。维族老人的诙谐,少女的矜持,少妇的凝重,青年的旷达,儿童的娇憨,都惟妙惟肖。单个看,气质各异。汇集在一起,维族人民的敦厚朴实、热情奔放的性格,简直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在他所有的人物画上,都洋溢着一种明快、爽朗、欢畅的气氛,这就形成了他的风格。当我们问到他在新疆作画的感受时,他说:“我热爱新疆人民,我对新疆人民有感情。”
他先后五次来新疆,第一次是在解放前。那时,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后生,他伴随他的画师赵望云来到乌鲁木齐。当时,新疆风雨飘摇,满目萧条,各族人民的生活可用李清照的诗句来形容::“戚戚惨惨凄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解放以后,来过三次,最长住过九个月,多半是在南疆。他和新疆各族劳动人民结下了手足之情。十年浩劫中,他被禁锢在牛棚里,失却自由。多少个凄风苦雨之夜,他魂驰魄动,梦游新疆。库尔班.吐鲁木老人骑驴上北京看毛主席的感人情景,老艺人在热瓦甫上弹拨出的动人乐音,都牵动着他对新疆的思念。
今年,他从北京一出院,就应邀来到新疆。旧地重游,倍觉亲切。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对他都表示热情欢迎。他到了喀什、克孜勒苏。虽然他身带重病,却毅然来到塔什库尔干,实现了多年来登游帕米尔高原的宿愿。现在已是冰封雪覆的日子,他还要去伊犁地区去写生。他走到哪儿,画到哪儿。十年苍黄反复之后,出现在他画面上的人物,都泛溢着冰河解冻后的欢乐。我们是想听他这次在新疆搞美术创作的体会,他却以富有激情的口吻大谈维吾尔族、塔吉克族的美德,说他们怎样智慧,怎样勤劳,怎样笃实。他对少数民族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起初我们不甚理解这和他的创作有何关系,后来,他话锋一转,点出了旨意。他说:“艺术家对人民没有感情,就不容易捕捉在瞬间出现的富有表现力的形象,就不能揭示人的精神境界,即使技巧很高,作出的画也是苍白无力的。”这正是黄胄作画的要诀,也是他的画感人至深之处。
在他的速写中,有一幅画的是塔什库尔干边防线上的一对热爱祖国的塔吉克老牧民。他们生活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上。这次,黄胄不辞跋涉之苦,不顾高山反应,到两个牧民家作客,他用饱醮激情的笔为他们作画。当你拿着这幅画仔细端详时,亲切如晤,仿佛在和你絮絮对话。那一双炯炯有光的眸子仿佛在搜索着敌特的足迹。
黄胄的艺术造诣是很深的。华主席送给铁托总统的雄鹰,邓副总理送给日本天皇的百驴图都出于他的手笔。他艺术表现能力达到这个地步,确实得之不易。从他的驴画上就可看出他在艺术上用功之深,之苦。他对我们说:“我画过几千头驴,但是,我对驴还很生疏,驴的许多动作、情态我还不了解。我还得到生活中去。”起初我们以为这是他自谦之词。后来,他讲了一段类似庄子<庖丁解牛>寓言的哲理,才知是经验之谈。他开始接触驴时,只看到驴的外形。一群驴迎面奔来,他只能分出驴的大小、雌雄、色别,再看不出什么差异。如果基于这样肤浅的认识,贸然作画,那是要失败的。他说:“艺术的生命在于生活,对生活认识不深,是搞不好创作的。光是关在屋子里练技巧,不到生活中去,那是不行的。”就以驴来说,他投身在生活中,百次、千次、万次地观察驴的动态。当他对驴渐渐熟悉了时,出现在他眼中的驴,便各有千秋;就是同一个驴,不同时候又有不同的神情。驴的情态无穷,对驴的认识便永无终止。他观察驴有几十年历史,还是感到不熟悉。这次,他坐车经过阿克陶时,突然在一片茬子地上发现正放牧着一百多头驴,他马上下车,蹲在地上细心观赏,又捕捉了许多新的神态,他高兴极了。他对脱胎于美术创作的一个成语---胸有成竹,很感兴趣。他说:“如果胸中没有驴的千姿白态,你就不可能有活生生的造型。出现在画面上的只是生活海洋中的一滴,而这一滴却是靠生活的丰富积累。”黄胄同志为了获得这个千姿百态,经历了多少个寒暑,费了多少心血。
从生活中观察、积累,然后提炼、加工、造型,这仅是得之于心,还需要用手表现出来,就要应之于手。中国水墨写意画常在一挥之间现形传神。像齐白石绘小鸡,信手一挥,雏鸡即唧唧而出。笔端练不出造化之功,是无法达到这个境地的。黄胄为了练出这个功,费尽了心机。生活中,每捕捉到新的形象,马上速写下来。十年浩劫中,光是焚于火的速写就有数千幅。这次来疆,虽然两手各有三个指头麻木不灵活,可是他作画不已。短短时间内,速写就有两百幅。足见他的勤奋。“四人帮”曾在他的驴画上大做文章:驴头偏左,说是“仇视左派”;偏右,说是“留恋右倾路线”;回头看,说是想“翻天复辟”。他几乎为艺术而献身。虽有这番波折,仍毫无反悔之意,继续练功不懈。这次,他从喀什一个公社出来,忽然看见路旁有几头刚出世的小毛驴,毛茸茸的,十分可爱,便马上停车速写,载入他的画囊。
艺术的光彩在于创新。黄胄同志向我们赞扬清朝的扬州八怪,特别提到郑板桥,说他师古而不泥于古,字、画都有创新;他反对清朝的老四王和小四王,说他们循规蹈矩,不仅画是临摹的,连题款、落款都脱不了名书法家的窠臼。而创新也正是黄胄的艺术特色。他绘国画开拓了新的境界。邓拓曾说他的画有三新:“立意新,笔墨新,人物新。”这是十分中肯的。黄胄的新来源于他和生活的密切联系。因为生活像不舍昼夜的流水,永远处于运动状态。凡是忠于生活的艺术家总不会墨守成规,总是要有所突破的。黄胄总是在时代潮头上寻找创作题材。他的每幅画面在前人的画册中是很难找到楷模的。人物画如此,其他如骏马、明驼、犍牛、野凫------莫不如此。画要新,原来国画中的十八种线法就显得贫乏了,于是,他又摸索出新的线法。起初曾遭到非议,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但是,现在已成为一个流派了。
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我们相信,黄胄同志定能以他生花之笔,给中国画苑增添奇葩异卉由于黄胄在中国画艺术上的成就,奠定了他在当代 艺术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地位。从评论的角度来说,准 确地评价一个刚刚离去的艺术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 以我们必须作到冷峻而客观地“远视”黄胄,才能深入地研究他的艺术成就和艺术道路。
黄胄的青少年时代正值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时期,他 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要作为一个画家所肩负的责任,自 他在黄泛区写生之后,可以说就已经确立了以表现民族 生活为己任的艺术创造意识和目标;加之他的“好动” 和几近“膨胀”的艺术家的性情,反倒使他具有精勤而 自信的心态;同时,他的艺术成功也得益于进入绘画领 域后的高起点,由于有赵望云、韩乐然、司徒乔以及徐 悲鸿的亲教和指点,使他的艺术视野甚为开阔。黄胄的 创作盛期和后期正是在这条艺术道路上一脉相承发展起 来的。
黄胄可以说是时刻“浸泡”在他所选择和认定的生 活之中。“生活是创作的根,美的源泉,根深才能叶茂 。”“在生活中起草稿,在生活中练功,全身心投入, 满怀激情,个人风格技巧自然形成。”这样的话经常挂 在黄胄嘴边,是他艺术精神上的支柱。但是,他一时也 没有忘记过传统的重要性,由于他未能在学校受过专业 训练,所以他十分注重临摹和收藏传统绘画中的精品, 在不断地临摹中去“解”,又在广泛的收藏鉴赏中去“ 读”,在解读中去品味作为中国绘画的“画意”,所以 他的作品既有“生活”的鲜活生动,也有“传统”的丰 厚意韵。
黄胄的画风影响了一代人,体现着他在中国画技艺 上的巨大能量,这亦是其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速写是 黄胄艺术成功的基础,他在速写中找到了“复线”的形 式美,在创作中,复线在画面上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可以说是他将速写的成果运用到创作中,将其升华为 一种美的符号。黄胄是人物画家,无论是在速写中还是 在创作中,都很注重对人物的情感把握,尤其他画的眼 睛极为传神。有人认为他的创作是“速写入画”,其实 ,艺术创作从来就不会是如此简单,速写不过是黄胄对 身边生活认识之记录,是充实其中国画艺术的一种营养 ,一种手段。创作活动是艺术家主体认识和外界环境存 在相互作用的结果,艺术来源于艺术家对生存现象的认 识和人生经历的精神积淀,从这一角度说,速写在这个 创造过程中只是一个阶梯,黄胄在创作中能够得心应手 地运用大量速写,完成了难以计数的高质量的表现现实 生活的作品,这正是他与其他艺术家的不同之处。
在黄胄逝世一周年之际,仅以此文纪念这位为中国 当代艺术作出重要贡献的艺术家。杨悦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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